。全文共6109字，配图38幅，阅读需要12分钟，原文曾于2018年10月9日首发于TTH。

　　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极其艰险，为了回顾正面战场，特意考证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国空军主要作战装备，以供参考。关于抗战的正面战场已有许多详尽的考证，本文只能作为一个概览回顾，班门弄斧，错漏难免。

　　前作两篇详见他们在战斗——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飞机装备-战斗机篇（1937年） 打脸神剧，抗战初期的国民空军装备大全（战斗机篇）和一支集齐美德意英法日苏七国装备的空军，打仗不含糊，不是三哥家 他们在战斗——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飞机装备-轰炸机篇（1937年）

　　空军是一个年轻的军种，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成功被作为飞机发明的标记，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了四年时间极大催化了飞机的发展。

　　1911年时，晚清政府也开始组建空军。北洋时期，中国陷入内乱，各地军阀林立，发展军力的重点还是便宜好用的陆军，装甲兵、空军和海军成为军阀们的奢侈品，只有最有钱又有地利优势的军阀才有购置发展的机会，尤以东北、广东两地为最，后文会对两地军阀空军的装备和人员做个直观的对比。

　　直到1937年，当时的中央政府通过多方采购和收编地方军阀的空军，方才拼凑了一支万国牌空军。抗战全面爆发前（1937年），空军在纸面上的数量达到了1200架，但实际上线架，编入九个大队，五个暂编独立中队，和一个中央航校暂编大队。

　　本系列的前两篇分别回顾了全面抗战开始时的中国空军战斗机装备和轰炸机装备，实在的说，那些都还算是战前紧急进口添置的新锐“过时”机型，但就是这些飞机相加也不过160余架。另有100多架飞机则真正是属于老旧飞机或小批量采购的试验机，他们往往被编入侦察机大队/中队，遂行低烈度的轰炸/侦察任务。

　　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编制中，第六、七两个大队是装备侦察机为主的大队，空军六大队编有第3、4、5、15四个中队，七大队编有第6、11、17三个中队。暂编独立第3、13、18、20四个中队也是装备侦察机为主。各中队的机型和数量如下：

　　六大队3中队：9架道格拉斯O2MC；4中队：9架道格拉斯O2MC、2架德·哈维兰DH.60；5中队：9架道格拉斯O2MC；15中队：9架菲亚特CR-32、7架卡波罗尼Ca.111。

　　七大队6中队：9架钱斯·沃特O3U-2；11中队：9架钱斯·沃特O3U-2；9架17中队：钱斯·沃特O3U-2。

　　暂编独立第13中队：7架道格拉斯O2MC；暂编独立第18中队：9架道格拉斯O2MC、3架钱斯·沃特O3U-2；暂编独立第20中队：11架钱斯·沃特O3U-2；暂编独立第3中队：9架道格拉斯O2MC。

　　在这些中队里，主要装备的飞机就是两种：道格拉斯O2MC和钱斯·沃特O3U-2。实际上，这两种飞机还有点渊源。

　　钱斯·沃特O3U-2的中国出口版被称为“钱斯·沃特 可塞V-92C型”，本来是钱斯·沃特公司为美国海军设计的双座敞篷侦察机，美军型号为O2U-1D，绰号海盗（Corsair），当然了，这款水上飞机实在是当不起“海盗”这个凶恶的绰号（后来大名鼎鼎的F4U“海盗”式也是该公司产品），当年被音译为“可赛”，其1929年出口到中国的版本即为V-65C，后期补充的版本为V-92C。

　　该机时速200公里，升限4000米，机上并未配备专用侦察设备，主要是靠目视侦察发现目标，也没配备无线U的后续机型仍然是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主力水上机，执行通讯和侦查任务。

　　更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就是这种钱斯沃特·可赛V-65C型，在投诚飞行员龙文光的驾驶下，搭乘红军指挥员陈昌浩轰炸了控制下的江西省黄安县城，这个故事出现在电视剧《铁血红安》里面。

　　1937年8月14日，中央航校暂编大队的35中队的5架钱斯·沃特也参加了对日军的轰炸，并在抗战初期尽可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详见1937·8·14，14年抗战中反击鬼子的第一天的空中战斗 淞沪空战第一天：铁翼蔽空、马达齐鸣，锦绣河山，辉映著无敌机群

　　道格拉斯O2型双翼机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途最广泛，使用时间最长的双翼侦察机。1924-1936年间共生产878架，其中外销108架，各种改型达到50余种，主要区别就是早期是液冷发动机，后期是气冷发动机，其中O2MC是专供中国的型号。

　　道格拉斯O2MC型搭载一台普-惠”黄蜂”R-1693型525马力发动机，最大时速212公里，升限6500米，最大航程700公里。武装为一挺7.62mm机枪，可携带炸弹200公斤，乘员2人。

　　1930年，南京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先后购入该机M6米乐，初期以零件形式购入，分别在南京和广东组装。韶关飞机制造厂曾将它的机身改为椭圆形后仿制命名为“羊城”74~78号，编入广东空军第3、5中队。此外，南京政府也引进了BT-2A与O2MC一起用于杭州笕桥空军学校作为轰炸组的制式教练机使用。

　　抗战中，该机作为侦查/联络机投入作战，但此时该机型已经是中国空军所有参战飞机中最陈旧的一款，性能不足以参加昼间战斗，很快改为执行夜间轰炸任务，至1937年底，该机全部退出战场。

　　这是1925年研制成功的双座初级教练机，搭载一台100马力发动机，乘员2人，最大时速165公里，升限4420米。这种飞机没有武装，主要是用来培训飞行员和侦察。可就是这样不带武器的教练机，也在淞沪会战时被以手抛炸弹的形式利用起来。

　　被编入侦察机队的这些老飞机几乎都是1920年代的技术和产品，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早已过时，属于实实在在需要被淘汰的货。可惜的是缺少飞机的中国空军还是驾驶着这些飞机参加了淞沪会战等一系列战斗，损失了宝贵的飞行员。

　　提及这些老飞机，就不得不追溯到老飞机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地——各地的军阀们。在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前后，各地军阀根据自己的渠道和实力，或多或少都装备了空中力量，其中最值得一提东北张作霖的奉系空军和广东陈济棠的粤系空军。

　　时期的东北四省地处日俄两强之间，每天都被两个虎视眈眈的强敌觊觎，但也方便了东北军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东北军的空军、海军、装甲兵都在几大军阀里堪称首屈一指。

　　出生草莽的张作霖有着那个时代罕见的国际视野，守着东北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加上变卖白山黑水间的矿产资源，张作霖曾建立起一支最高达300多架飞机的空军，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堪称文盲的张大帅非常认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建立和发展了东北的高等教育和兵工厂，在918之前，东北的军工产业就已经是全国领先。

　　在918事变之前，东北空军共有五个航空队，其中第一队为重轰炸机队（下辖1、2、3中队），主要装备英制亨德莱·佩治重型轰炸机和英制大维梅轰炸机。

　　亨德莱·佩治（Handley Page 0/7）生产于1914年，1919年由执政的皖系军阀购入6架，原本计划用于经营满蒙等边疆地区的民航业，结果直奉大战后被获胜的直奉两派瓜分，张作霖也正是在缴获的10架飞机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北空军。

　　亨德莱·佩治式轰炸机装备两台劳斯莱斯Eagle VIII式250马力发动机，乘员2人，最大时速156公里，最大升限4000米。（从这些数据可想而知，这种设计于一战初期，因为战后西方国家廉价处理的飞机，在购入并使用了10年多之后还可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

　　另外一种也是一战产品的东北空军轰炸机主力是英制的维克斯·维美（Vimy）双发轰炸/运输机，同样也是1920年北洋政府向西方订购的一战剩余物资，辗转反复后落入奉系手中并编入第一航空队。

　　维克斯·维美（Vimy）式轰炸机装备两台劳斯莱斯Eagle VIII式360马力发动机，长度和翼展都略小于亨德莱·佩治式，乘员2人，可载客10人，最大时速157公里。

　　第二（下辖4、5、6中队）、第三队（下辖7、8、9中队）均为侦察/轰炸机队，主要装备法制布莱盖14型侦察/轰炸机和德制容克斯K-53式飞机；

　　法制布莱盖14-B2型轰炸机乘员2人，搭载一台300马力发动机，最大时速185公里，也可作为轰炸机使用。

　　德制容克斯K-53式战斗机搭载一台310马力的容式L5型水冷式发动机，最大时速达到205公里。

　　1928，张学良为了替换这些显得过时的装备，又向法国购入包台斯（Potez）25A.2型驱逐机24架，最后也编入第二、三航空队。

　　第四队为直属侦察队，主要装备法制施莱克 (Schreck)-FBA-17型水陆两栖侦察机，全部由飞行员驾驶；这种法制施莱克FBA17型水陆两用侦察机研制于1923年，装有一台西斯帕诺-苏伊扎（Hispano-Suiza）8AC型180马力发动机，乘员2人，最大时速154公里，升限4500米，航程350公里。

　　第五队为驱逐机队（下辖10、11中队），主要装备法制纽波特式战斗机或日本的山寨品甲四式战斗机。装有一台西斯帕诺-苏伊扎（Hispano-Suiza）8FB型300马力发动机，乘员1人，最大时速232公里，武装为两挺7.7mm机枪。

　　法国制高德隆GIII型初级教练机研制成功于1914年，发动机马力仅有80匹，乘员2人，最大时速115公里。这是一款在一战时期颇为成功的教练机，也是许多未来大放异彩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摇篮机。

　　英制爱弗罗504型教练机的性能有所提升，装备一台100马力发动机，乘员2人，最大时速145公里，升限4900米，

　　东北空军的飞机或购自列强，或从北洋政府抢夺来，也有少量为东北航空工厂自制。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东北空军损失惨重，因此张学良又从法国进口了大量新式飞机（24架包台斯25型驱逐机）。在918事变前夕，东北空军拥有先后从意、法、德、英、美等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262架，东北空军有飞行员146人，机械人员197人。

　　除了飞机数量较多外，东北空军也培养了一批空勤和地勤人才，如后来大放异彩的中国空军战斗机总监高志航就是辽宁省通化县人（今属吉林省），1924年加入东北空军，后被派到法国学习飞行，归国后，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后来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最终战绩11架的双料王牌刘粹刚是辽宁昌图人，最终战绩8架的李桂丹是辽宁新民人。还有一位在淞沪会战中架机撞击日舰的阎海文也来自东北，是辽宁北镇人（详见1937·8·14，14年抗战中反击鬼子的第一天的空中战斗 淞沪空战第一天：铁翼蔽空、马达齐鸣，锦绣河山，辉映著无敌机群）。

　　然而，东北空军的飞机保养状况和飞行员训练水平却是堪忧的。1931年7月一位美国人霍华德（E.P. Howard）曾经到访东北，参观了东北空军后他认为只有1929年刚刚购入的24架包台斯（Potez）25A2型驱逐机的状态还不错，但其他采购于1920年代的老爷机普遍状态不佳，能够熟练掌握飞行技能的飞行员也严重不足。

　　918事变之后，除了留在北平的少量侦察机外，东北空军的主力落入日寇手中。日军将其中状态较好的一部分编入关东军，如上述法制包台斯25A2型就被改名为“保真”式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建立完善的东北飞机制造厂，在二战后期还为日本人生产出了新锐的“疾风”式战斗机。

　　东北空军的人员离开故土，成为南方国民政府和军阀争相聘用的对象，成就了抗战初期空军英雄多为东北人的缘由。然而，小六子丢掉的那批飞机大多数是一战的老爷货，即使都飞回来投诚国民政府，怕也是连维修的必要都没有了。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华南，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利用广东华侨众多、经济发达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军事航空。1931年6月，陈济棠成立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通过外部聘请和内部培养等多种方式积累航空人才，开办飞行训练班，积极购买国外飞机装备，引入制造技术以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基础。陈济棠曾两度派人分赴欧美考察航空，并向华侨劝募购机基金。

　　到1935年时，广东空军已发展到拥有8处机场，6个作战中队，150余架飞机，其中不乏新型战机及自制飞机（仿造道格拉斯O2MC的“羊城”74-78号），另有一所大型航空学校、两所飞机制造及修理厂，可谓人才济济，装备齐全，成为东北空军消散后地方军阀中最强大的空中武力。

　　广东空军的主要采购包括：1932年5月，向美国柯蒂斯公司的代理联洲公司订购了霍克II型驱逐机18架，1933年3月及5月分两批运抵，装备广东空军第6和第7中队。

　　1934年，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了11架波音281型驱逐机，这是美军当时仍属现役的新锐机型，只是根据美军的特别要求去除了搭载无线电台，其余性能基本一致。1935年12月，10架波音281被装船海运来华，抵达上海后再经由铁路运至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组装完成后编入广东空军第2队，戍守广州。

　　1936年，向德国采购亨克尔111A0型轰炸机10架（实际运抵中国8架），在广州东山飞机修理厂组装成功6架，编入广东空军第4队M6米乐，驻守广州，这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好的轰炸机（美制马丁机尚未购入）。

　　1936年7月，广东空军集体哗变，北上投靠国民政府，一共有约80架飞机脱离广东军政府，随机被编入中央空军，其中波音281型10架编为第17中队，广东空军6中队的霍克II型编入第28中队，亨克尔111A0型轰炸机编入八大队第19中队。

　　广东空军加入中央空军带来了近百架当时的先进战机和一批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后来保卫南京和广东等地的防空战斗中取得了不错的战果。